國際評級機構惠譽8月1日在美股盤后將美國長期外幣發(fā)行人違約評級從最高的AAA評級下調至AA+，隨即引發(fā)熱議。當時，惠譽給出的理由是財政狀況和治理不斷惡化。

在惠譽下調美國政府評級后，一些市場人士開始審視同樣債臺高筑的日本。有分析師擔心，日本央行退出量寬政策，開始提高利率會進一步加重日本政府的債務壓力和融資成本。

日本，會是下一個被國際機構降低信用評級的國家嗎？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債務高筑下財政政策成為“事后考慮”

上周五，日本在最新的利率決議中表示，將繼續(xù)放寬收益率曲線控制（YCC），令市場預計日本將逐漸退出量寬政策。同時，6月公布的最新日本政府政策草案顯示，日本擬在下一財政年度預算中，增加兒童保育和國防預算。更早公布的2023財年（2023年4月~2024年3月）財政預算案總額為114.38萬億日元（約7950億美元），連續(xù)11年創(chuàng)新高。這使得市場突然意識到，也有必要審視一下日本的財政狀況。

由于多年實施超寬松貨幣政策，日本債務規(guī)模在發(fā)達國家中按照比例來衡量，已經(jīng)排名第一。根據(j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fā)布的數(shù)據(jù)，2022年日本的GDP總量為4.233萬億美元，維持全球第三位，但較2021年下降15%，而日本2022年末債務達到1270.499萬億日元，相當于GDP約260%，較上年度增加29萬億日元，連續(xù)7年刷新紀錄，是發(fā)達國家中債務最高的。即使是一直陷于債務危機的希臘和意大利的占比也僅分別為166%和140.3%，美國的占比為122.2%。債務占比最少的德國的債務僅占GDP的67.2%。

自時任日本央行行長的黑田東彥推出量化質化寬松政策以解決日本根深蒂固的通貨緊縮的十年來，日本央行貨幣政策一直是那些試圖評估日本經(jīng)濟前景的經(jīng)濟學家和交易員關注的焦點。在該政策下，尤其是2013年黑田東彥進一步推出YCC政策后，日本財政政策變成了一種“事后考慮”，因為YCC政策使得日本政府可以根據(jù)需要發(fā)售盡可能多的日債，并總能找到買家。

但與此同時，日本的信用評級卻一直處于下降趨勢。標普在2015年時，將日本長期外幣發(fā)行人違約評級下調至A+。在七國集團（G7）中，日本的信用評級排名倒數(shù)第二，僅高于長期陷于債務危機的意大利的BBB級。也就是說，以日本的信用評級，如果存粹令市場做出選擇，日債并不是那么有競爭力。

因此，眼下，一些市場人士擔心，伴隨日本最終退出量寬政策而來的利率上升，日本政府的信用也可能受到質疑，從而使日債融資操作復雜化，帶來短期風險。

野村綜合研究所經(jīng)濟學家、前日本央行董事會成員木內登英（TaKahide Kiuchi）表示，值田和男調整YCC是“向日本政府發(fā)出的一個信息，即現(xiàn)在必須負責地進行財務管理，因為日本央行不會像過去那樣牢牢地控制收益率。如果市場對日本政府的管理失去信心，日債收益率就會持續(xù)上升。”三菱日聯(lián)研究咨詢公司的首席經(jīng)濟學家小林信一郎（Shinichiro Kobayashi）稱：“如果有傳言稱，日本可能被下調信用評級，那么上行壓力可能會將日債收益率在短期內快速推高至1%以上。”

而這絕非日本央行和政府希望看到的。也因此，雖然口頭說放寬YCC政策，但上周，日本央行卻兩度宣布進行計劃外購債操作，直接干預，抑制10年期日債收益率上行。在宣布計劃外購債操作之前，10年期日債收益率已觸及0.65%的九年新高。

根據(jù)日本財務省的估算，如果10年期日債收益率比基本情況上升1個百分點，到2026財年，日本的償債支出預計將增加3.6萬億日元。財務省還預計，日本今年114萬億日元的財政預算中，將有22.1%用于償債成本。

三菱綜臺研究所研究員田中康成（Yasunari Tanaka）警告稱，如果投資者對日本的財政管理失去信心，并開始擔心日本國債的安全性，負面情緒可能會自行形成。“如果外國投資者認為日本國債有風險，他們就會轉向其他國家的債券。這將導致融資利率上升，進而導致日本的公共財政進一步惡化。”他稱，目前預計出現(xiàn)這種危機的可能性不大，但“即使市場情緒出現(xiàn)緩慢的惡化，也可能推升10年期日債利率進一步上升，導致一種負螺旋式發(fā)展”。

目前尚不會影響融資成本

穆迪認為，此前YCC的調整可能不會給日本財務省帶來不利影響。穆迪分析師在最新報告中寫道：“在貨幣政策沒有更根本性轉向緊縮的情況下，我們預計，直至明年，日本的基準利率都不會上升到足以破壞日本債券發(fā)行人信貸條件的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日本負債處于發(fā)達國家之最，但日本很大一部分未償付日本國債都在日本投資者手中。其中，日本央行直接持有的日債又占50%以上，而在黑田東彥2013年引入YCC政策前，日本央行僅持有11.6%的未償債務。截至3月底，海外投資者持有的日本公共債務不到15%。

此外，日本央行未能通過其超寬松政策重新刺激日本經(jīng)濟，雖然這不符合日本央行貨幣政策的初衷，但也恰巧能防止財政政策出現(xiàn)太大問題。木內登英稱，“即使日本央行允許，10年期日債收益率也不會很快升到1%。也就是說，日本央行未能通過壓低日債收益率的方式，對經(jīng)濟產(chǎn)生太大的刺激影響。”

同時，值田和男聲稱，YCC的調整并不代表貨幣政策正常化的第一步。日媒認為，這是他在向首相岸田文雄和財務省保證，經(jīng)濟和政府的資金運作將繼續(xù)受益于低利率。SMBC日興證券的高級研究員森田昭太郎（Chotaro Morita）在最新報告中分道：“日本央行不會公開表示，但考慮到貨幣政策對日本財政的影響很重要，它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極力希望避免向市場傳遞出YCC的調整可能會導致日本財政成本突然增加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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