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第11天，紀錄電影《“煉”愛》累計票房來到36.3萬元，排片率小于0.1%。在仍舊營業的影院，它的排片場次大部分避開了黃金時段，被安排在上午或是晚上九點以后。

目前，全國半數以上影院暫停營業，包括上海在內的幾大票倉城市影院關閉，在電影市場整體較為冷清的情況下，紀錄片的處境更加艱難。

“但是這個真沒辦法，對嗎？除非我們能一直放映下去，等到全部的人都能回到電影院了，那可能還有機會。”《“煉”愛》總制片人陳玲珍無奈表示。去年年初，由她擔任制片人的紀錄片《黃河尕謠》院線票房同樣僅為22.2萬元。

紀錄片的市場困境長期存在。陳玲珍的職業生涯前半程曾在大型咨詢公司任職，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她表達了對紀錄片創作生態和投資環境的思考。在她看來，紀錄片所能產生的影響力并不直接與票房規模關聯，對紀錄片的投資，不應只專注于眼前的數字，還應當看到它更深遠的社會效應。

記錄社會現實

2006年，陳玲珍與志同道合的友人共同創辦CNEX視納華仁，在過去十多年中為中國紀錄片領域貢獻了諸多佳作，并扶持了許多創作者。其中，由陳玲珍擔任監制或制片人的電影和紀錄片達數十部，包括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音樂人生》《街舞狂潮》《大同》，香港國際電影節紀錄片評審團大獎《少年·小趙》，FIRST青年影展最佳紀錄片的《棒！少年》等。

從繁華商界轉身，投入冷清的紀錄片行業，陳玲珍覺得，二者之間存在共同點，那就是洞察人性與人心。在一個組織機構乃至更大的社會機制中，最關鍵的便是如何影響人。調動人心，創造同理心是影視作品的功能，紀錄片則與人性和人心更為貼近，這也是她以及許多創作者在這行持續耕耘的原因。

比如《“煉”愛》呈現了一個現實，大都市單身女性尋找愛情，設法建設終身幸福的過程中，面臨著周邊人群帶給她們的壓力。影片的內核是討論社會機制應當以怎樣的態度和方法與女性互動。“不要將女性當作一個附屬品、生育的工具，就不再會有那么多可悲的、壓迫女性的故事存在。”陳玲珍說。

與《“煉”愛》相似，大多數紀錄片創作者的初衷不是以商業為目的，而將其對社會議題的觀察和思考放在首位，比如政府管理機制，人性的自私或是漫無目的消費、對弱勢群體的剝削、對環境的破壞等問題的呈現，進而找到修正和解決的方法。

在陳玲珍看來，紀錄片還是相對小眾的創作，它的受眾大約僅占觀影市場的20%。“大多數人還是更關注貼近自己的故事，與幸福快樂直接相關的事情。比如說，如果一個人的日子已經過得很辛苦了，還要思考和操心那么多的事情，人生不是更辛苦了嗎？他們的處境本就值得更多關注和支持。”

CNEX每年都會設定一個與社會密切相關的年度主題，創作者圍繞這一主題各自提案。第一年的主題是“錢”，探討人對金錢的觀念以及財富分配方式的變化。除了征集影像作品之外，還舉辦了裝置展覽，攝制組采訪路人，問他們同一個問題：如果有100萬元，你會怎么用？路人將這100萬元的分配寫在白板上，攝影師拍下他們各自答案。

“我們看見許多人自己并不是特別富裕，但當他有100萬元的時候，很少有人會只拿來做自己的事情，而是選擇幫助他人，或者和教育有關，或者是解決村子里的貧困問題等，然后自己可能就留下很少的錢。”陳玲珍說，正是因為第一年的鼓舞，她才有動力堅持做到今天，“因為我知道在蕓蕓眾生中，一定有這樣的人”。

資本支撐藝術

2010年，講述香港音樂神童黃家正人生故事的紀錄片《音樂人生》，通過網絡預訂的方式（若預約人數達到70%以上則開放場次），在香港百老匯藝術影院放映了8個月，場均上座率達到90%以上。

2020年年末上映的《棒！少年》采用了相似的策略，與大象點映這樣的發行公司合作，取得了789萬元票房。在陳玲珍看來，對于相對小眾的電影，這種發行模式是很好的選擇。但紀錄片想要走得更遠，讓更多人看到，在更大范圍內形成議題的討論，還需要其他面向的支持。

在中國，藝術院線的概念提出多年，尚未真正落地，致使藝術電影、紀錄片等與商業大片仍舊混雜在同一個池子里競爭，這并不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陳玲珍提到，在電影藝術發展較早的歐洲有大量的藝術影院，通過少量但持久的方式，專門播放優秀的藝術電影、紀錄電影，只要想看，永遠能在城市的角落里找到它們；在法國，一些大型院線品牌同時擁有商業線和藝術線，它們在商業院線獲得的利益，能夠支撐有藝術追求和文化高度的作品。

陳玲珍談到，除了分眾發行和藝術院線等渠道建設，創作者也需要與時俱進，在創作的過程中，考慮到互聯網環境等不可逆的趨勢，并與之共存甚至共融。“除了自我的表達之外，是否能夠用觀眾可以進入的方式，也許是更賞心悅目的，或者使用一些創作方法，緊扣觀眾的注意力，去調動大家的想象力、同理心和思考。”

此外，資本也可以拿出少部分的資金，為紀錄片的創作起到關鍵作用。近年，ESG（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成為國際投資界的熱門詞匯，即衡量上市公司是否具備社會責任感的重要指標。陳玲珍認為，一些資金的流向可以是有想法的，“所謂investing for good，它并不追求50%的回報，而是追求5%～10%的回報，至少不要血本無歸”。

陳玲珍告訴第一財經，她在投資回報領域已經工作了很長時間，這令她意識到，很多無形的價值遠遠大于有形的價值。通常，這筆資金相對于企業的整體資金規模是很小的部分，但能夠達成的社會效應卻是可觀的。

這在過去一些紀錄片案例中得到了印證，比如環保題材紀錄片間接促成了法律法規的變化。眼下，陳玲珍正在籌劃一項公益慈善意識推廣和建立的工作，希望通過一些關注殘障人士、女性意識、生態環保、老年照護等紀錄片案例推介，引導一部分資金進入紀錄片領域，讓他們意識到紀錄片所能夠達成的寬廣的社會效應，當他們對紀錄片領域抱有信心。

標簽： 影視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