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尤其是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降低引人關注。國家衛(wèi)健委發(fā)布的數據顯示，我國生育意愿持續(xù)走低，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2017年為1.76個，2019年為1.73個，2021年降到1.64個。

那么，如何提升年輕人尤其是育齡婦女的意愿？

減輕育兒經濟壓力

獵聘日前發(fā)布的《2022全國職場女性發(fā)展洞察報告》顯示，當問及不愿生孩子的職場女性在什么條件下愿意生育時，全國女性職場人的首選答案是“政策或制度方面有相關的補貼或福利，減少育兒的經濟壓力”，得票率為46.08%；排名第二、第三的條件是“有足夠的錢和愛保證孩子快樂健康地成長”、“提供性別平等的就業(yè)機會和休假制度，讓用人方放心雇傭女性”，得票率為39.87%、36.6%。

報告認為，養(yǎng)育小孩會對女性的事業(yè)發(fā)展、生活狀態(tài)、精力分配等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要提高職場女性的生育意愿，還需要家庭、組織和社會等各方面的協(xié)作和努力，從而緩解女性的生育顧慮。

另外，據智聯(lián)招聘發(fā)布的《2022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論及生育愿望不強烈的原因，男性和女性普遍感到是經濟負擔的壓力，64.5%的女性和67.9%的男性有此顧慮，在所有選項中占比最高。也有32.2%的女性害怕失去自由和自我空間，高于上一年的26.8%。這表明，追求自由和自我實現對女性來說越來越重要。

可見，減輕育兒經濟壓力是提升女性生育意愿的一大關鍵。人口專家、廣東省人口發(fā)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教授對第一財經分析，必須承認并努力化解經濟負擔的壓力。年輕人應對婚育的經濟能力，大致包括自己的直接收入、自己所在家庭的經濟能力。“現在的現實情況是，不少人應對婚嫁、生育、養(yǎng)育、教育的綜合成本以及住房和日常生活等經濟開支的需求，大于自己的實際經濟能力。于是感到難以承受，感到是沉重的壓力。”

董玉整認為，針對這樣的情況，在政策設計上就要努力做到婚嫁、生育、養(yǎng)育、教育一體考慮，從各項政策的協(xié)調性、一致性、共同發(fā)力的角度，盡快構建積極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制定出一系列稅收減免、生育階梯式補貼、各種收費減免、各種優(yōu)惠獎勵、生育保險、醫(yī)療保險等積極生育支持政策，真正讓年輕人能夠生得起、養(yǎng)得起。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惠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黃細花建議，應該發(fā)放育兒補貼。她認為，“放開了”仍然“不愿生”，表明政策限制只是“生育堵點”之一，擔心“生得起、養(yǎng)不起”等經濟社會因素才是影響生育的更大“堵點”。最直接的辦法，可考慮發(fā)放生育補貼。例如，每個孩子從出生到滿6周歲時，國家財政每月發(fā)一定金額的育兒補貼，具體金額可參考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

黃細花建議，要加大政策托舉力度。國家財政部、教育部、稅務部門可研究實打實地給予家庭幫助，鼓勵積極生育。其中在托幼方面，可考慮實施入托兒所、幼兒園等費用由家長和政府財政各承擔一半。

創(chuàng)造平等就業(yè)機會

另一方面，如何創(chuàng)造平等的就業(yè)機會、消除就業(yè)市場中的性別歧視也十分關鍵。

今年全國兩會上，多位代表、委員對延長產假可能減損女職工權益提出擔憂。黃細花說，目前各省份新修訂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均延長了產假，但如果延長產假的成本由企業(yè)負擔，那么企業(yè)為了節(jié)省人力資源成本，就會盡量不招聘女職工。

全國人大代表、溫州大學研究員蔣勝男認為，女性產假和男性陪產假之間的天數差異進一步加大，導致男女員工因生育而對工作的影響程度有著更大差異，可能加劇女性因生育遭受的就業(yè)歧視，同時不利于提高男性對育兒活動的參與度，進而降低職業(yè)女性的生育意愿。

如何在提高女性生育意愿的同時，保護她們的職場權益？這其中，建立生育假成本分擔機制十分關鍵。董玉整對第一財經分析，要使得好的政策產生好的結果，就一定要注意政策的系統(tǒng)性、協(xié)調性，千萬不能顧此失彼，導致事與愿違。

董玉整說，要圍繞建立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擔機制，來統(tǒng)籌設計、具體推進。要具體思考幾個問題：

一是誰是假期用工成本分擔的主體？也就是說哪些人哪些單位哪些方面要參與分擔假期用工成本？不能僅僅要企業(yè)、用人單位單獨來承擔一個孩子、兩個孩子、三個孩子的假期用工成本。

其次是相關各方分擔假期用工成本的比例是多少？政府、企業(yè)、用人單位、社會、家庭、個人等方面，各自應該承擔多少假期用工成本？

三是有哪些手段可用來解決假期用工成本分擔問題？比如稅收、收費減免、獎勵和處罰措施、政策優(yōu)惠以及實行彈性工作制等等，都可以嘗試探索。

標簽： 生育意愿 鼓勵生育 就業(yè)歧視 育兒補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