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說“熱愛真理，原諒錯誤”。互聯網信息的爆發、社交網絡傳播的碎片化以及“以謠傳謠”的放大效應，使得我們越來越難發掘各種信息背后的真實性，以致于常常作出錯誤的或不符合邏輯的決策。

有三方面的原因是值得關注的。一是互聯網時代信息資源呈現爆發式或裂變式的發展，特別是大數據、云計算等新的科技在信息傳播中發揮著愈發顯著的影響，使得人們捕捉有效信息的成本大大增加，難度也更大；二是社交網絡越來越發達，人們的各種決策更加倚重互聯網媒介傳遞出的各種信息資源，“病毒式”信息的廣泛傳播使得真實信息被掩藏，充滿商業氛圍的信息分享被營銷主義所利用；三是互聯網媒介的信息傳播更具個性化色彩，過去以傳統媒體為依托的傳播渠道被消解，解構主義表達和個性化傳播占據了主流，導致信息傳播更加分散和碎片化。

《非理性決策：在信息焦慮的時代如何掌握真相》一書的作者大衛·羅伯特·格蘭姆斯認為，網絡分享比傳統媒體更容易引發過度沉溺的行為，失去了約束傳統媒體的監管與規范，虛假謠言很容易生根滋長。身為牛津大學知名科普作家的格蘭姆斯在書中就此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對于人類非理性決策的諸多缺陷全面剖析，并輔之以大量的現實案例，試圖幫助我們撥開云霧，以理性的科學精神去發現真相，更好地做出判斷和決策。

為何難以發現純粹又簡單的真相？格蘭姆斯指出，這個時代充滿了阻礙真相的謠傳和刻意的操縱，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地需要獲得去偽存真的辨識力，但難度也更大了。的確，不僅是普羅大眾在信息碎片化和信息爆炸時代無法掌握真實有效的信息資源，而且受制于信息來源、信息傳播媒介以及社交網絡文化氛圍的影響，如果不經思索地輕信謠言很容易誤入歧途。

隨處可見的信息媒介和碎片化資訊，使得人們獲取信息資源輕而易舉，但卻不得不面對更大更深的信息“陷阱”。格蘭姆斯認為，理性思考遠不止于簡單的直覺判斷，需要學習才能掌握。有必要重新強調兩個前提：一，理性思考的訓練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捕風捉影的謠傳在扭曲的邏輯之下則很容易大行其道，缺乏權威的信息來源和正面的駁斥就會造成空穴來風的信息，破除這些迷信、謠言和偏見需要極大的耐心和毅力；二，我們在大多數時候除了會犯邏輯錯誤外，還隱藏著更深層的人性缺陷，而在社交網絡和社交文化彌漫的時代，我們過于依賴他人的經驗（包括各種故事和傳聞），其中往往包含很多錯誤和不合邏輯的訛傳，“幸存者偏差”在日常生活隨處可見，導致錯誤邏輯和軼事謬誤很難分辨。

書中列舉了許多我們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生動案例，或許在每個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會有相似的遭遇。例如人們爭相購買的維生素C，因其抵御感冒的功效被無限夸大，并得到一些權威醫學專家的認可和背書。然而作為物理學家和癌癥研究專家的格蘭姆斯卻對此持懷疑態度，指出科學研究顯示并沒有太多可靠的證據表明大量服用維生素C對人體有任何具體的益處。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有類似的“假科普”文章和信息在互聯網媒體和網絡社區傳播，而在這些所謂的科普文章實際上卻是博取流量、植入廣告甚至制造謠言的刻意之作。打著科普名義的醫學健康文章呈現“病毒式”傳播趨勢，在快節奏和高頻信息流動的互聯網時代，人們更缺乏必要的耐心去深究其中的原委。

格蘭姆斯還剖析了一度盛行的反疫苗運動，源于1998年醫學專家韋克菲爾德與人聯合在《柳葉刀》發表的小規模研究報告，指出胃腸道疾病癥狀與自閉癥有關的證據，并聲稱發現麻腮風三聯疫苗與兒童自閉癥有關，導致一時間英國刊出科學報道中竟有10%與此相關，引起公眾恐慌，進而促發了大規模的反疫苗運動。然而最終，英國醫學聯合會在全面調查后揭露了真相。

人類頭腦的根本缺陷到底有哪些？格蘭姆斯對此有比較詳細的討論。他特別強調了“動機性推理”和“確認偏差”這兩個被稱為“人之常情”的心理誤區，指的是人們有時不會客觀評估各種證據，而是出于情緒驅動和先天偏見，對事物進行刻意闡釋，對不同意見卻置若罔聞。現實情形是，人們總是傾向于相信那些符合個人思想觀念的信息，并過濾掉與自身觀念相矛盾的信息。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各種碎片化信息或虛假信息都會通過人類的這種心理而滲透進決策，導致犯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記憶從眾”的心理是另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某個歷史時期，用記憶溯源和其他暗示性手段揭示記憶的方法曾大肆流行，在被證偽后仍然很有市場。格蘭姆斯認為，媒體關注、社會壓力和各種暗示左右了人們的記憶和感受，但記憶本身的不完美正如奧威爾小說中所描述的新聞報道，充滿錯誤和捏造的幻覺。過分強調個人經驗的同時，人們可能因此而失去對其他可能性的認知，長此以往就會演變為“心理期待”——我們的感知受到心理期待的影響，而心里期待不僅取決于周圍的人，也取決于身處的環境。海量的數據、現象、規律等環繞我們的世界，但其中存在著統計數據的模棱兩可、似是而非，以及刻意篩選產生的因果聯系謬誤等，這些經過仔細挑選的統計數據以及分析結論，會在很大程度上誤導人們的判斷。

人們常說現在是所謂“后真相”社會，真相被各種謊話和謠言所掩蓋，這就更需要我們強調科學的思維方式的重要性。首先，無論是傳統媒體時代還是互聯網信息時代，科學常識以及科學知識的傳播中，都存在一些謬誤或錯誤的認知，只有不斷的學習和驗證才能發現其中的錯誤、發掘出真相，普羅大眾、權威專家以及媒體等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發現真相和真理需要我們各方善于汲取經驗教訓，掌握分析思維和科學方法，每個人都應培養這些能力；其次，科學知識的更新和進步是一個長期演化的過程，有賴于像格蘭姆斯這類不斷探索、去偽存真、敢于質疑的科普作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類謠言才能有所減少，而社交媒體以及權威機構都應發揮作用，堅持傳播科學的思維方式，破除眾多的心理誤區，彌補人類認知必然存在的缺陷；第三，科學的目標是拓展已知世界的界限，不斷地與無知對抗，培育更加健康的對待各種觀點的懷疑精神——格蘭姆斯稱之為“合理的懷疑精神”，尤其是在快速傳播和快節奏的互聯網信息時代，“偽科學”和謠言傳播的頻率加快，產生的危害和負面效應也就更大，科學誠信和公正就變得愈發重要和突出。

究竟如何才能撥開云霧呢？我在評論美國經濟學家授加里·史密斯所著《錯覺：AI如何通過數據挖掘誤導我們》一書時曾提出，看似無所不能的計算機技術其實存在諸多固有的缺陷，至少目前與人類的智慧相比還有很大的局限性。隨著計算機與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大量的產業、產品以及思維將受制于計算機技術。有一點可以明確，現代人的生活、生產以及創新大都依靠計算機模型和數據分析，海量的數據往往意味著創業客群與市場，而“竊取”這些個人信息和數據漸漸演變為一種產業，行走在法律的邊緣。

從現實來看，很多技術至上論者盲目地認為計算機語言和數據可以“無所不包”，迷信于大數據，陷入數據的誤導與錯覺，難以做出理性的決策。每個人都身處被各類算法、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科技包圍的世界，個人投資決策、日常行為、企業決策等無時無刻不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而且影響的程度、范圍和方式更加復雜多變，這就引出了一個悖論。一方面，信息來源廣泛和豐富為我們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參考，很多個人和企業的決策都倚重權威智庫報告、互聯網平臺和外部數據；另一方面，由于專業知識背景缺乏和認知差異，加之這些信息資源和數據的公正性和科學性難以保證，過于采信其中的數據資料很可能導致決策錯誤。因此，加里·史密斯呼吁，我們不僅要采集數據，更要運用智慧，并心懷勇氣和同情。

格蘭姆斯在書中也提出了一些比較實用的方法。對于新聞報道的公正性，他認為傳統媒體在傳播正確信息與觀點方面依然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碎片化的新媒體則缺乏事實核查與質量控制的標準，我們不僅要防止自己被虛假信息所愚弄，更應避免成為錯誤信息的傳播者。區分科學和偽科學已變得特別重要，我們應認真考慮各種重要細節，包括證據的質量、權威性、可以檢視的各方觀點、證據的整體性等，運用理性的思維而非“憑感覺”的思維習慣和做事風格，并且充分意識到即便理性也可能發生錯誤。應該將嚴謹的分析邏輯和去偽存真的理念貫徹于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決策，同時不要把懷疑的科學精神與廉價的憤世嫉俗混淆，堅持科學探究的品質。

在信息焦慮的時代掌握真相是一件難事，分工精細化和專業主義盛行都會制約人們的認知范圍和深度。但這不是對未來悲觀失望的理由，如格蘭姆斯所說，人類的頭腦可以制造錯誤，自然也能從錯誤中學習進步。

《非理性決策：在信息焦慮的時代如何掌握真相》

[愛爾蘭]大衛·羅伯特·格蘭姆斯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果麥文化2021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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