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國GDP增長8.1%，繼續保持全球領先。但自去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經濟下行壓力逐漸加大，四個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別為18.3%、7.9%、4.9%和4%，呈現逐季回落走勢。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經濟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從外部看，奧密克戎變異株正在全球肆虐，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的溢出效應開始顯現；從內部看，總需求不足特征日益顯現，我國經濟增長面臨較大挑戰。各機構對我國今年GDP增速預期分歧較大。世界銀行在今年1月11日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中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增速是5.1%，較去年6月的預測下調了0.3個百分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1月25日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增速為4.8%，較前次預測下調了0.8個百分點。國內研究機構的預測值主要集中在5%-6%之間。近期，各省區已經陸續公布了2022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超過7%的省區有2個，7%的有7個，6.5%的有7個，6%的有5個，5.5%的有8個，5%的有1個。由此可以推斷，全國經濟增速應在5.5%以上。

把5.5%作為今年我國經濟增長的底線目標，不僅必要而且可行。一方面，穩增長主要是保就業。今年就業壓力更加突出，僅高校畢業生就達到1076萬人，較2021年多增167萬人，靈活就業人員高達2億人，穩就業的壓力在持續增加。另一方面，穩增長是防風險的需要。2021年我國宏觀杠桿率下降了7.7個百分點，但是部分行業和企業仍面臨信用違約風險，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速有助于化解潛在風險。

我國經濟運行中長期存在周期性和結構性矛盾，在舊動能向新動能轉換過程中，新經濟的拉動效應還相對有限，需要傳統經濟托底。2021年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中，凈出口的貢獻率為20.9%，拉動增長1.7個百分點；消費繼續發揮基礎性作用，貢獻率為65.4%，拉動增長5.3個百分點；投資明顯回落，貢獻率僅有13.7%，拉動增長1.1個百分點。預計2022年外需增長會顯著放緩。一是去年我國出口基數較高；二是發達國家刺激政策逐漸退出，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導致外需回落；三是隨著疫情沖擊減弱，國際供應鏈逐步恢復，部分訂單需求轉移。在此背景下，穩增長就必須通過穩定和擴大內需實現。

人民銀行表示要發揮好貨幣政策工具的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央行連續兩次全面降準，優化銀行資金結構，LPR兩次累計下調15個基點，新增3000億元支小再貸款和2000億元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創設碳減排支持工具。總量和結構政策工具協調發力，對于保持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發揮了積極作用。

筆者認為，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主要是總需求不足。因此，在用好結構性政策的同時，仍需總量政策發力，加大逆周期調控力度，盡快扭轉預期、提振信心。目前美聯儲貨幣政策緊縮進程更加清晰，預計在3月結束購債后將啟動加息，全年加息預期已由3次提高到4次，并將適時啟動縮表。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已經在國際金融市場顯現，一些主要經濟體已經提前加息應對本國通貨膨脹和資本外流壓力。但美聯儲貨幣政策對我國影響有限，我們要抓住美聯儲政策實質性收縮前的窗口，使用好總量政策工具，繼續采取降準、降息、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等方式，進一步提振總需求，增強市場主體信心。

首先是適時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目前我國金融機構平均存款準備金率為8.4%，仍有一定的下調空間和必要。外匯占款作為我國基礎貨幣投放主渠道的作用已經下降，可以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釋放長期流動性，有利于金融機構加大信貸投放，并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隨著財政政策前置發力，降準釋放的長期資金也有助于金融機構配置國債、地方政府專項債，降低財政融資成本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其次是下調政策利率。降低逆回購、MLF等政策利率，不僅會降低金融機構從央行獲取資金的成本，從而引導LPR下降，而且政策利率中樞下調，有助于引導廣譜利率水平下降，鼓勵投資和消費。

再次是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近期美債收益率快速走高，中美利差不足100個基點，但人民幣匯率仍然相對堅挺。鑒于今年出口形勢并不樂觀，適度貶值有助于提升出口競爭力，更好地維護國際收支平衡和實體經濟發展。

針對當前預期轉弱、總需求不足，還需要財政和貨幣政策協調發力。財政政策在做好“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的同時，發揮好地方政府專項債的作用，重點支持“兩新一重”項目建設，對有效益、有前景的項目可以下調自有資本金比例，撬動銀行配套資金，既解決了銀行信貸投放中的“資產荒”難題，又能更好地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效應和基建的乘數效應。

總之，與結構性問題相比，預期轉弱和總需求不足是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要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并前置發力，確保今年一季度乃至上半年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作者系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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