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頭部網絡主播偷逃稅被罰共計13.41億元一事引發廣泛關注，并由此引發對互聯網時代一眾新生業態從業者征稅問題的熱議。

直播帶貨是近年崛起的新業態，去年初疫情發生后開始爆發式增長，據業內機構發布的調研報告，2020年直播電商整體規模達到1.05萬億元，2021年這一規模將擴大至2萬億元。而根據商務部此前公布的數據，2020年上半年全國電商直播活躍主播人數超過40萬。無疑，這其中的部分頭部主播，年收入遠超常人。

最關鍵的是，相較于傳統行業的財稅處理早已標準化、制度化，并建立起行業會計核算制度，從業人員收入情況基本在可控范圍，直播等互聯網新生業態尚缺乏類似的行業規范，從業人員收入來源復雜，收入性質劃分存在模糊地帶，較難從傳統渠道獲取其上下游業務的準確數據，客觀上造成稅收征管難度大，也助長了從業人員的偷逃稅行為。而且，不少所謂的稅務籌劃公司寄生其中，幫助收入較高的從業人員以節稅避稅之名行偷稅漏稅之實。

這些高收入人群偷稅漏稅負面影響不小。從互聯網平臺經濟角度而言，無形之中，偷逃稅者等于變相增加了那些誠信納稅人的稅收負擔，使得誠信納稅人相較于偷逃稅者而言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更令人擔心的是，由于偷逃稅行為造成的實際稅負不公，頭部主播等知名高收入人群偷稅漏稅會引發其他納稅人爭相效仿，導致劣幣驅逐良幣。

而且，稅收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不同收入群體對應的個人所得稅納稅比例不同，高收入者納稅多，低收入者納稅少，這有助于在二次分配環節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促進社會公平。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部分年入動輒上億的高收入人群偷稅漏稅，加劇了貧富差距與社會不公。

監管部門對此已有關注，今年9月，國家稅務總局專門印發通知，提出要定期開展對明星藝人、網絡主播的“雙隨機、一公開”稅收檢查，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依法依規加大對文娛領域偷逃稅典型案件查處震懾和曝光力度，并明確網絡主播2021年底前能夠主動報告并及時糾正涉稅問題的，可以依法從輕、減輕或免予處罰。據報道，已有上千人主動自查補繳稅款。

近來稅務部門亦通過充分發揮稅收大數據作用，先后查處多起偷逃稅案件，并對包括頭部主播在內的重大案件進行曝光。有利于督促網絡主播等新業態從業者在享受新業態快速發展帶來紅利的同時，應自覺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依法履行納稅義務，營造公平競爭的稅收環境。

值得一提的是，互聯網時代的新業態作為新的經濟模式，監管部門對于從業人員的涉稅問題，不僅僅只是頻繁地整治與查處，而應該建立一套更適應互聯網職業生態的稅收征管制度體系。

具體而言，要通過立法或制定行政法規等方式，明確不同主體、不同行為的法律屬性和責任義務，為監管部門提供明確的監管依據，也為經營者劃定法律紅線。并盡快出臺適應行業特色的財務管理制度，如對直播電商涉及的“坑位費”、直播傭金等多種收入進行規范核算，為依法納稅提供基礎保障。同時配合常態化的查處與整治，充分發揮大數據等新技術的作用，讓心存僥幸、鋌而走險的偷逃稅行為都遭到應有懲罰，以此震懾從業人員。

規范與發展并行是我們對待新經濟的一貫態度，對包括直播行業在內的新業態從業人員查稅與懲戒，明顯有利于行業規范，并在更深層次更高水平上促進行業良性發展，為中國經濟提供發展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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